高浩珍的十姐高玉（化名）7月11日就网友质疑回应澎湃称，生男孩是因为父母一辈存在传统思想，但父母并非“重男轻女”。而当地彩礼其实并不高，姐姐们凑集的钱中有约20多万元是用来给弟弟买新房用的。http://www.yixiin.com/news/list-1838.html
“生男孩非因父母重男轻女”
澎湃新闻获取的视频显示，结婚典礼现场，一对新人和长辈站在台上。在司仪主持下，着同款并分别标注从1至11数字红色T恤的11个姐姐，按家中排行从大到小逐一上台，对结婚的弟弟说祝福语。
7月11日，高浩珍的十姐高玉向澎湃新闻确认，网传的上述视频属实。高女士说，视频是婚礼现场村民拍摄的。视频中的两名长辈，是自己的父母。父亲高海贵今年已经72岁，母亲苏某68岁，大姐49岁，弟弟高浩珍今年才22岁，在九姐的理发店工作，弟媳则是他的初中同学。
高玉表示，网友质疑其父母“重男轻女”，其实并不存在。父亲23岁、母亲20岁时开始，前后27年，接连生了11个女儿才生出一个儿子来。那时因为老一辈有传统思想，想要个儿子。不过，兄弟姐妹12人关系一直十分要好，也从没觉得父母会多爱弟弟一点，他们对子女都是一样的，特别公平。
暖泉镇副镇长杨某向澎湃新闻介绍，据了解，目前像高家这样的多子女家庭，在当地基本属于个例，“重男轻女”思想观念也几乎不存在了。
按当时计生标准，可能要被罚1万元
高玉向澎湃新闻透露，因超生孩子多，家里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期间被罚了不少钱。她高考那年被北京某大学录取，但考虑到家境，仅看了一眼通知书，就去县城开始打工。
对此，暖泉镇原计生办主任武某表示，按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处罚标准，高家那时可能会被处共计一万元的罚款。
桥上村村委会会计陈某说，高家孩子生得多，以前政府为了惩罚，有几个孩子没给上户口。不过，政策放开以后，最后都上了户口。
高玉说，因为家里一直比较穷，大部分孩子文化程度都不是很高，高中毕业的她算是家里学历最高的了。其他姐姐基本上都是断断续续上学，有的三年级就不读了，只有两个姐姐念过初中。家里的五姐、三姐和大姐连学校都没进过，辍学之后大家都回家务农。因此，他们这一代人都没有“一定要生男孩”的老思想了。
当地彩礼不多，凑钱主要用于买房
为什么要凑钱给弟弟结婚？高玉解释，父亲以前一直靠在煤矿打工和种地为生，由于孩子多花销大，没攒下多少钱。弟弟这次结婚要花钱，只能由11个姐姐一起来帮衬。
暖泉镇桥上村党支部书记兰生平也向澎湃新闻证实，高家一直是村里的贫困户，家里条件特别困难，直到去年才脱了贫。http://www.yixiin.com/news/
高玉强调，32万元是姐姐们自发为弟弟凑的，分别用在了置办婚礼、彩礼和在县城买房上，并不像网上传的那样全部用于彩礼和婚礼。当地彩礼钱并不多，这些钱主要还是准备在县城买房用，大概需要25到30万左右就能付全款，买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此外，面对网上质疑和负面评论，高玉表示，目前家人心里都比较矛盾和迷茫，也拒绝让22岁的弟弟接受采访。“凑钱给弟弟办婚礼完全是我们自愿的，希望大家不要把关注点放在钱上。”高玉说。
延伸阅读
年轻人用六个钱包买房 祖辈父辈养老如何解决？
2018年4月25日讯，公众人物一谈房价就容易引发舆论风波，最新的一位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日前，樊纲做客央视财经某节目，在回答现场观众“年轻人应该买房还是租房”的提问时表示，年轻人“如果要结婚了，双方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六个钱包’能一起凑出首付，建议还是买房好”。
此言一出，引发争议无数。有人认为，一套房子的首付就要耗尽三代人的积蓄，这样的房价本身就是问题。有人批评，鼓励年轻人啃老买房，这种价值观值得商榷。还有人从这一言论里解读出年轻人成家立业之艰难。当然也有人支持樊纲，认为他只不过耿直地说出一句大实话而已，现实中很多家庭都是这么做的。
平心而论，樊纲的言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没错，年轻人可以选择租房。但是，由于住房租赁市场还不够成熟、健全、完善，对于房东和房客的权利义务缺乏具体细化法律法规，租房的体验常常难言美好。房东随意上涨租金、随意更换房客、拒绝维修房屋设施、对房客生活过多干扰的情况时有发生，双方关系很难长久和谐。
事实上，长期稳定地租赁一套住房的房客少而又少。租房网站“107间”发布的《2016·107间北京租房报告》显示，在北京租房客中，平均每11个月就换一次房，大部分房客在8到14个月就要换一次房，“稳居”成为租客的奢望。
如果说，房东房客之间的矛盾纠纷、频繁换房的奔波劳累还属于“技术层面”问题的话，那么房价节节攀升，以及附着于住房身上的户口所隐含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就更为本质，使租房的年轻人更加坐不住了。租房者能不能在一座城市里落地扎根，能不能融入城市生活？这首先不是一个心态和思想观念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和政策设计的问题。当体制和政策短期之内还难以改观的情况下，年轻人要成家立业、融入城市，买房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那么问题就来了。仅仅依靠自己的收入，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无力在城市里买房。智联招聘日前发布的《2017年秋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显示，2017年秋季，全国37个主要城市的白领平均招聘月薪为7599元，其中北京的平均月薪最高，为9900元。相对于这样的收入水平，住房价格显然高不可攀。年轻人如果想要买房，除了盯着祖辈父辈的钱袋子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单纯指责房价可能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在全球范围内，大中城市的房价昂贵都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从市场经济的逻辑里也能够找到解释。由于资源聚集、分工细致，大城市往往可以提供更多工作机会、更高收入水平和更有品质的城市生活，因此，其房价自然可以获得市场给予的溢价。除此之外，我国大中城市的高房价还叠加着快速城市化的时代背景。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末，中国城镇化率为58.52％。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平均达到80％。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每年都有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源源不断地涌入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这些新市民群体的购房需求和原有市民对于改善性住房的需求，共同构成了房地产市场上的庞大需方，支撑着大中城市的房价。
当然，房价过高导致其对于市场要素形成虹吸效应，对于其他经济领域造成挤出效应，也让普通群众的民生状况难承其重，这些都应该引起警惕。但要减轻“六个钱包”的负担，还是应该回到市场的理路上来。一方面要通过更加健全完善的法规政策来规范住房租赁市场，使年轻人租房也能够获得良好的生活体验，也能够享受到平等的公共资源服务。另一方面，在依法打击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炒作的同时，还是要想方设法扩大大中城市的住房供给，通过供需平衡来平抑房价。
在当前，我国快速的城市化具有巨大的内在驱动力，这一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事实上，父辈、祖辈的“六个钱包”之所以愿意支持年轻人在大中城市里面买房，而不是劝他们返回家乡，正是人们经过利弊权衡之后的理性选择，代表着资源在市场条件下的“用脚投票”。对这样的需求，与其人为压抑，不如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调整扩大房地产市场供给、扩大公共服务资源供给，释放居民中潜在的初次购房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这样不但有利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助于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推动主要城市群的构筑和成形，为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打开新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