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40年年来，在并无现成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我国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国企改革之路。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活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http://www.yixiin.com/news/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不断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
图片说明：1978年 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宝钢工程动工典礼，打开国门引进先进设备，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历史性事件。
破冰起航：放权让利激发活力
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序幕拉开。经国务院批准，四川6户国营工业企业率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其核心是“放权让利”，
当时的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人、财、物和产、供、销都由政府直接管理。统收统支、统负盈亏扼杀了企业的活力，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当时在国有企业，厂长想给职工修个厕所，都得给上级打报告申请，又如何让他们大展拳脚谋发展？
1984年3月，福建省55名厂长、经理给省委书记写信，要求为企业“松绑”。《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这封对中国企业有着重要意义的信——“请给我们‘松绑’”。之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媒体纷纷转发，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经济学家厉以宁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出现了明显的成效，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要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将改革向城市全面推进，就成为大家思考的问题。”
当时还在天津重型机器厂当车间副主任的蒋子龙写了一部风靡一时的改革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塑造了国企改革典型乔光朴。乔厂长把全厂近万职工都推上大考核、大评议的第一线，把不称职人员撤离岗位，迅速提高了生产人员的素质，使全厂劳动生产率节节上升。这部小说因为反映了时代的改革心声受到热烈欢迎。
春潮涌动，各地掀起改革热潮，涌现出一大批像“乔厂长”一样的改革闯将。
在浙江，海盐衬衫厂厂长步鑫生“用一把剪刀剪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帷幕”，学习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包底。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这个小厂的产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
1984年，石家庄造纸厂销售科长马胜利毛遂自荐承包，并主动把承包指标从70万元调高到140万元。针对造纸厂存在的问题，他推出了改革“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比如在产品结构上，把卫生纸的包装由1个规格改为6个规格，有圆的、方的、长的、短的、大包的、小包的。为了开拓市场，专门成立信息情报室，并在销售业务员中开展新客户开辟奖。这些改革措施现在看来并不多么高大上，但在当时都属于“突破”之举，大大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到年底，石家庄造纸厂超额完成承包指标。马胜利也被冠以“马承包”，而成为全国闻名的风云人物。
1987年10月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媒体见面会上，几个崭新的面孔引发了西方记者的好奇。时年37岁的关广梅，和其他三位企业家一起代表着1980年代末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新兴力量。在西方记者的追问下，关广梅坦率透露了她在1986年的全部年收入:44000人民币，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这个数字是中国人平均收入的12倍。事实上,关广梅激起西方媒体兴趣的不仅是财富数据，而是她在经济并不发达的辽宁本溪市租赁了本溪市蔬菜公司的8个食品商店、拥有1千名员工。这引起了社会上对个人承包、租赁和租赁群体的经营方式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即所谓姓“社”、姓“资”的争论。大讨论也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经济日报》上刊出了长篇通讯《关广梅现象》，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讨论。并在《“关广梅现象”提出了什么》一文中明确指出，“人们不要动辄提出姓什么问题，不要受旧框框、旧模式的影响，一遇到改革现象，一讲改革人物，就用‘社’和‘资’的陈旧尺度去衡量，观念不改革，我们将永远在姓什么问题上争论不休，徘徊不前。”
1987年6月起，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全国范围普遍推行，极大地激发了企业的积极性，仅仅两个月就一举扭转了全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连续22个月下滑的局面，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后20个月，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增创利税369亿元，相当于1981至1986年6年间企业所创利税的总和。承包制兼顾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实现了国家财政、企业留利、职工收入共同增长的新格局。
制度创新：初步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
承包经营制仍是一种浅层次的改革，所有制没有变，结构没有变，企业和职工的社会定位也没有变，改变的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尽可能充分地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当短缺经济终结、结构调整加快的时候，一些长期困扰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清、包袱过重、缺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能力等问题相继浮出水面，实践呼唤深层次的制度创新，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开始了探索和试点。
股份制逐渐进入决策层的视野。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召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后下发的《座谈会纪要》提出对城市集体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要进一步放开搞活，“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1984年11月18日，由上海电声总厂发起成立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向全社会公开发行股票。随后，公司改名为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材厂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营企业，在当年成为“爆炸性”的新闻。大家意识到，国有企业不再是一条不沉没的大船，经营效益不好，也会退出市场。
1988年8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确立了国有企业是独立的法人主体而不是政府附属物的法律地位。“把国营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则是《企业法》中另一项引人关注的内容。
随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其灵活的机制在竞争中显示出强大吸引力，当时出现了“星期天工程师”现象，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技术人员，星期天到附近乡镇企业“走穴”，提供技术服务。
1993年2月，经济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发生在大连两家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一场风波，成立50余年、有6000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企业大连机床厂（“大机”）的总经济师、总设计师、总会计师助理3人同时出走，到一个成立刚两个月、不满百人的村筹办乡镇企业——大连渤海机床厂（“小机”）。时值鸡年，文章起了个充满意味的标题来纪录这场风波——《小机斗大机》。当事者原“大机”总经济师李福喜道出出走原委：除了个人待遇，更看中“小机”厂给的事业发展空间。《“小机”斗“大机”》反映出的问题也折射出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迫在眉睫。
人们逐渐认识到，要真正搞活企业，除了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环境，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规范政府行为外，还必须改革企业内部的各项基本管理制度，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分配和人事制度。全国开展了“破三铁”的改革热潮。尝试打破“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序幕。以此为标志，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由此进入探索制度创新的新阶段。全会闭幕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开始实施，使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公司化改造有了法律依据。1994年，国家选出100家国企推进试点，探索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陈清泰同志指出，试点是改革的“尖刀班”，改革就是要脱胎换骨。当时在北新建材担任一把手的宋志平（现任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感受颇深：“脱胎换骨的改革意味着勇气、责任和担当，还意味着痛苦和付出。”
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推进和深化的，是国有企业管理的转型。
邯钢经验是20世纪90年代国企管理转型时期影响最大的典型。上世纪90年代，总经理刘汉章敢为天下先，大胆把市场机制引入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解决内部成本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灵敏有效的传导机制。把10万个指标分解到2.8万名职工头上，使“人人头上顶着一把算盘”，“算了干”而不是“干了算”，在挖潜增效的同时坚持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邯钢利润总额连续4年保持全国同行业前三位，连续8年稳居河北省第一位。
“邯钢经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企业管理模式革命，先后有2万余家企事业单位到邯钢学习取经，被誉为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1996年9月，邯钢经验展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展，应观众强烈要求把展期由原定的10天延长到24天，随后在各大城市巡展，所到之处观者如潮，其中重庆观众超过10万人。
图片说明：中国首制5400TEU集装箱船--中远安特卫普轮
浴火重生：脱困攻坚的艰难抉择
1992年之后，中国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一路飞奔。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外资企业也雄心勃勃进军中国市场。然而，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背负着传统体制沉重负担的老国企走不动了。机制老化、负担沉重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
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拨改贷”开始，财政就不再给国有企业拨资本金。此后，财政对国有困难企业的补贴也逐渐停止。国有商业银行独立经营主体的地位日益强化，对效益差的企业不愿贷款。1997年、1998年的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全切断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输血渠道。对国有企业来说，这无异于是断了后路，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原本已十分困难的国企，更是雪上加霜。
“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盈亏相抵实现的利润是213.7亿元。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当不改革的风险要大于改革风险的时候，改革就是必然的选择。”原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说。
1997年底，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就是改革脱困的“三年两大目标”。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攻坚战由此打响。
1998年，纺织全行业开始“压锭、减员、调整、增效”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大调整。纺织业国有经济占比一直较高。棉纺锭70%分布在国有企业，相当一部分又分布在中心城市。上海当时的纺织产业大军曾达到55万人。许多棉纺厂车间一眼望不到头，上班时工人们在织布机前穿梭忙碌着，下班时候厂门口人潮涌动，非常壮观。国企脱困三年攻坚开始，上海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率先敲响压锭第一锤，首批销毁12万锭落后纱锭。改革后，上海、青岛、天津等原先的纺织大市，有的彻底与纺织行业告别，有的转向专攻棉面料研发、设计。到1999年底全国纺织行业累计压锭906万锭，分流安置职工116万人。淘汰压缩落后产能的同时，技术改造使纺织企业技术装备上了一个大台阶。纺织全行业实现利润9.5亿元，提前一年完成了全行业脱困任务。到2000年实现利润更是创出历史最好水平。
3年改革脱困，包括其后的两年时间（1998年至2002年），上百万家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退出，根本性改变了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国有经济的战线大大收缩，布局机构得到优化。通过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5000多户扭亏无望的困难企业退出了市场。此外，通过再就业中心和社会保障的配套改革，还建立了国企职工可以流动的机制。
2000年底，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当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净利润2392亿元。全国31个省区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全部实现整体盈利。大所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3年改革脱困突破了改革的瓶颈，大量解决了难点问题，承受住了改革的风险，实现了改革的阶段性转换。“在三年改革脱困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就向着有进有退的所有制调整、优胜劣汰的结构调整、产权多元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深化下去了。”邵宁说。http://www.yixiin.com/ad/
图片说明：中建总公司承建的北京国贸一二三期，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历史。
出资人登场 ：国有大企业改革提速
通过“抓大放小”，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集中到了大企业层面，国企改革进入以国有大企业改革为重点的改革阶段。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出资人缺位问题凸显出来。
2003年4月6日，北京宣武门西大街26号，新成立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按照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原则，中央、省、市三级国资监管机构陆续建立，从体制机制上实施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改变了长期以来国有资产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局面。
此后，《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规规章的出台，使国资监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由出资人依法推进的新阶段。这是一套从无到有的制度设计和建设，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从清产核资、摸清家底入手，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开始着手建立。
当年参与建立考核制度的国务院国资委业绩考核局原局长李寿生告诉记者：“2003年我们用半年时间跑遍了当时全部的196家中央企业，请企业的负责人谈想法，提办法。考核什么，怎么考核，没有现成的经验。但当时对我触动很深的是企业负责人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因为大家认识到非改不可！”
以经营业绩考核为抓手，建立和完善业绩考核、重大责任追究等机制，使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得到层层落实，结束了国有企业领导人有任期无考核的历史，“业绩升、薪酬升，业绩降、薪酬降”的激励约束机制，在国有企业建立起来。
2003年9月23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招聘公告，首次组织中国联合通信集团等6家中央企业的7个职位进行公开招聘，在海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舆论认为这是对行政任命制的突破。以公开招聘中央企业高级经营管理者为突破口，探索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新机制，央企高管全球市场化招聘为国有企业延揽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如今在南光集团任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的赵玉阜就是其中的一位。赵玉阜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在当地一家航运企业做到了副总的职位。央企高管招聘给了他新的人生契机。他凭借自身实力一路“过关斩将”，加入当时的中国长航。
“我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受益者，正是改革使我这个外来人走上央企的重要岗位。”赵玉阜说。当年，“公开招聘来的干部”成为赵玉阜的一张“名片”，如今，像赵玉阜一样招聘来的高管在国有企业已经不再“稀奇”。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化选聘相结合，国有企业选拔经营管理者的视野越来越宽。
另一项改革也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2005年10月，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向宝钢集团5位外部董事郑重颁发聘书，揭开了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新篇章。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工作被称为“国资委成立以来最大的新闻”。以董事会建设为着力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使国有大企业的公司治理开始由“一把手负责制”逐步转向董事会决策、经理层执行、监事会监督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更多的制度设计和建设逐步展开。建立企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重点环节的监督体系；加强产权流转监督，形成覆盖全国的国有产权交易监控平台，从制度上遏制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建立并逐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落实国有资本出资人收益权；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
积极推进中央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推动央企主营业务整体上市。通过企业重组进一步推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
2002年至2012年10年间，全国国企年营业收入年均增长20.9%，净利润年均增长19%。上缴税金年均增长20.6%。随着经济效益的提升，2007年起，国有企业开始向国家上缴红利（1994年由于当时国企经营困难暂停缴纳），此后，上缴比例稳步上调。国有股权划开始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使人民群众拥有了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国企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社会舆论用“新国企”这个名词来形容经历改革脱困阵痛、走出黯淡谷底的国企方阵。经济效益大幅提升的原因，一是这一时期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同时，也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红利让国企释放出全新的活力。
图片说明：国家电网新吉阳长江大跨越工程成功贯通
顶层设计出台：改革全面深化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60项336条改革意见中，把国企改革列为重点改革之一，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并强调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表示，由“管企业为主”转为“管资本为主”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管资本而不是管企业”将从根本上理顺长期困扰我们的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化解体制转轨中的诸多矛盾。政府只有从管企业中抽身而出，转为管资本，才能真正以股东的身份行使股权，才能更加专注于的国有资产投资回报率提高。
201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是新世纪以来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制定规格最高的文件，是指导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国企改革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与之相配套，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改委、国资委等部委相继制定出台了深化薪酬制度改革、规范履职待遇、完善国有资产监督、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分类改革等专项改革意见或方案，形成了“1+N”文件体系，共同构建起了深化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
随着“1+N” 政策体系搭建完成，改革试点梯次展开，重大改革举措层层落地，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
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监管效能持续提升。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不断深化。国有布局结构调整加快。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先后完成20组38家集团重组。截至2018年11月，央企数量已由2003年的189家减至96家。国企公司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达到94%。分类改革实现破题，董事会建设进一步加强，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是取得突破性进展。首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2013年至2017年，民营资本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中央企业混改，投资金额超过1.1万亿元，省级国有企业引入非公有资本也超过5000亿元。同期，国有企业积极投资入股非国有企业，其中省级国有企业投资参股非公有企业金额超过6000亿元。中央企业“压减”减少的11650户法人中，超过2000户的控股权转让给了非国有资本。
以混改为契机，国有资本有进有退，进一步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国有资本功能有效放大。目前，中央企业超过80%资产已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军工、通信、运输、矿业、冶金和机械等重要行业。
2016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召开。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有力促进和保障了企业改革发展。82家中央企业和30个省级国资委建立党建考核机制，推动党建工作从“软指标”变成“硬约束”。
“市场的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文件首次提出“国有企业家”概念。相比“国有企业干部”、“国企领导人”等称谓，“国有企业家”概念的提出，也是对我国国有企业市场主体的充分肯定。
“不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企业’才是主语。要按企业的规律做企业。”原国机集团董事长任洪斌说。
国企创新活力迸发，制造出一大批大国重器，涌现出一大批大国工匠。2018年中国有120家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其中国有企业达86家，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有48家。
值得一提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中，国有企业承担了约80%的去钢铁产能任务和70%的去煤炭产能任务；中央企业2016-2017年共退出钢铁产能1600万吨、煤炭产能6200万吨，2018年上半年退出煤炭产能340万吨，化解钢铁过剩产能任务已全部完成。
40年沧桑巨变，国企改革改变的是陈旧的体制机制，不变的是国有企业对国家、对社会的使命和责任担当。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有企业为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要求，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全面提速。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忠实的见证者。企业强则国家强，改革开放40年来，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深化合作，携手共进，实现了蓬勃发展。
当前，十八大以来确定的国企改革主体框架已经形成，许多任务仍在落实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如何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加快自身改革发展，跻身全球竞争,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国有企业改革下一步的重要课题，改革仍处于“现在进行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李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