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假药罗生门经过是怎样的？
2018年4月14日，经由一位市肿瘤医院门诊部主任的介绍，王玉青的父亲入住了陈宗祥的病房。王父曾是一名牙医，开了两间牙科诊所，膝下四儿女，老伴儿还健在，是一个幸福殷实的家庭。
但三年前，王玉青的父亲查出膀胱癌，在北京301医院做了两次手术，多次化疗，膀胱癌的病情暂时稳定了下来。
2018年，父亲咳嗽、胸闷、吐白色黏痰，在聊城市人民医院确诊为小细胞肺癌。家人听说陈宗祥治疗肺癌的效果好，便托关系找到他。
入院后，王父住在二楼东头的一个六人间。同病房的病友家属王语(化名)记得，“他们家住最北边的床，我们家住最南边的床。”他还记得，王大爷入院时，是戴着氧气瓶，坐着轮椅，被家人推着进来的。
王语和这位同病房的病友接触后发现，他们一家人都待人和气，儿女十分孝顺，尤以大姐王玉青陪护最多。闲聊时曾提到，给父亲治癌症，已花费了200多万。
王语说，刚入院时，陈宗祥每天都要来病房看王玉青的父亲好几次。入院的第三天，王大爷还把儿子叫到床前，嘱咐他向陈宗祥表示感谢。
王玉青也承认，刚入院时，针对父亲的肺癌，医院制定了“依托泊苷+顺铂”的化疗方案，在经过5个周期后，父亲的肺癌确实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一位接近陈宗祥的人士说，网络上流传的一份王父的病程记录，是医院经过调查核实后，提供给卫健委和公安调查组的。这份病程记录显示，“患者咳嗽、胸闷、憋喘症状较前明显减轻，提示化疗有效”。
王语甚至听说，王家一度公开表示，要给陈宗祥送锦旗，但后来，王玉青向新京报记者否认了此事。
一切是从去年7月开始急转直下的。那时，王父的膀胱癌病情复发了。
医患矛盾在此时也埋下伏笔。病程记录中提到，患者入院时，曾隐瞒了膀胱癌病史，“仅仅交代为膀胱结石，并且未提供既往诊治材料”，是在患者病情控制，症状减轻后，才主动补充了膀胱癌病史。
王玉青说法却不一样，“我们有什么必要向医生隐瞒病情呢？”
据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年2月26日的一份情况通报显示，“2018年7月23日，患者复查提示疾病进展，治疗效果差，病情复杂，预后不佳。患者主治医师陈宗祥向患者建议使用了卡博替尼，认为该药对其病情有疗效。”
卡博替尼，是一种多靶点的广谱抗癌药，目前市场上很多靶向药只有1-3个靶点，而卡博替尼能抑制的靶点有9个，常被人称为靶向药中的“万金油”。
王玉青说，在父亲的病房里，陈宗祥多次向他们推荐卡博替尼，称其为医学界的“法师魔王”，是抗癌药里的“万金油”，能控制王玉青父亲的全身肿瘤。
但王家人一开始并没有同意买药。他们原想做完第6个针对肺癌的化疗周期后，便转院到北京治疗膀胱癌，王玉青说，陈宗祥劝阻了他们，“说老人家年纪大了，在我们本地的医院也能治好”。
王玉青说，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对陈宗祥产生了疑虑，开始了录音。
陈宗祥对新京报记者说，他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为了延长患者的生命，才推荐患者使用了卡博替尼，并建议患者家属自行购买。几天后，王玉青等人表示没有买到药，他想起另一位病人曾经买过药，便将联系方式给了王玉青。
按照王玉青的说法，几天后，陈宗祥把她叫到了办公室，递给她一张纸条，并告诉她，已经为她联系好了购买渠道。那张纸条上，写着王清伟，括号王校长，和一个联系电话。
买药
纸条上的王清伟，恰巧是王语的弟弟，他是一名小学老师。
王玉青对他有印象，这位80后的弟弟，为人热心，在开水房打水遇见时，会聊几句，道一道家长里短。还时常问她，“姐姐你今天开车来了吗？要不要我搭你回家。”但她一开始不知道他就叫王清伟。
王清伟的父亲患胃癌，2018年3月，经过熟人和病友介绍，转入聊城市肿瘤医院。王语说，“那时听说陈医生治疗癌症有一手，而且价格也不贵。”
入院后不久，陈宗祥向王家两兄弟推荐了卡博替尼，告诉他们这种药治疗效果好，但国内没有上市，让他们自己去买。王语回家后，曾上网查过资料，知道这药和《我不是药神》里一样，是印度的仿制药。两兄弟都懂点法，商量之后，认为买来自用，是不构成犯罪的，便开始尝试买药。
2018年5月17日，王清伟通过熟人介绍，买到了第一瓶卡博替尼。
拿到药后，王清伟和陈宗祥联系。医生却说，他的父亲从前干农活，身体底子本来比较好。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后，病情控制住了，暂时还用不到卡博替尼。王清伟回家后，便将药冻在了冰箱里。
2018年7月，王玉青父亲的膀胱癌复发后，陈宗祥找到王清伟。告诉他，王玉青的父亲着急用药，能否先将药让给他。
一开始，王清伟还有过犹豫，因为买药需要15天才能到货，他担心如果父亲哪天急需用药时，手里却没有了，耽误了治疗。在陈宗祥的说情之下，也是为了病友互助，才把药让给了王玉青家。
王语说，王玉青家人曾前来询问价格，王清伟记不清具体数字了，便说，“不到13000元”。而王玉青的弟弟汇款时，主动凑了整数，付了13000元，还提出要请王清伟吃饭。后来经过警方查实，王清伟实际买药的价格是12600元。
王玉青则说，一开始买药，王清伟就明确告诉她是13000元。她提出现金支付，对方却要求通过卡汇款。拿药时，她的弟弟去到王清伟家楼下，是他的妻子下来递药的。王玉青那时并不知道，卖给她药的，就是同病房的那个80后小伙子――这为王玉青后来的疑惑埋下了伏笔，她认为对方是刻意避而不见，和陈宗祥合伙卖假药给他们家的。
但王语说，他和弟弟一家人，都在聊城的体制内工作，收入稳定，生活体面。深知贩卖假药的法律风险，犯不着为了挣几百块钱，丢了铁饭碗。而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宗祥也表示，自己没有从中获利。
用药一周后，王玉青的父亲开始呕吐，手指肿大，足跟溃烂，皮肤长出红色的斑点。陈宗祥了解情况后，告诉她这是正常的副作用，“是药三分毒”，更何况是抗癌药。并叮嘱他们，买药有15天的到货期，要抓紧时间买第二瓶药。并将卡博替尼写在了医嘱上。
第二次买药时，王清伟直接将济南上线段真(化名)的联系方式给了王玉青的弟弟，但不久后他又找了过来，说联系不上。王清伟家表示，段真只愿意帮熟人买药。王玉青则表示自己从未和段真联系过，一直都是和王清伟联系买药。
2018年8月15日，王清伟再次帮王玉青家买了一瓶药，同样收了13000元。这一次，他直接将收货地址写上了王玉青的弟弟家，自己并未经手。
药不对症
一瓶卡博替尼共30片，黄色的药片，一天需要吃一片。
第二瓶药吃到第15片时，王玉青的父亲依然吃不下饭，吐得更厉害了，王玉青觉得爸爸身体肯定坚持不住了，便带上药，先去到济南齐鲁医院，后来再赴中国医学科学院，得到的专家意见都是，“这个药不能吃，不对症。”
回来之后，他们便给父亲停了药。
卡博替尼是美国Exelixis生物制药公司研发，于2012年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上市的药品。新京报记者查阅FDA官方网站显示，FDA目前批准的卡博替尼适应症，只包括复发难治的晚期甲状腺髓样癌、晚期肾癌和肝癌，并不包括王玉青父亲所患的肺小细胞癌和膀胱癌。
王玉青将她所买的印度制药公司Lucius生产的卡博替尼说明书，送去济南一家专业翻译机构进行鉴定，显示的药物适应症为肾癌。
在临床研究方面，卡博替尼在肺小细胞癌治疗中，并无权威的临床实验数据；在膀胱癌治疗方面，尽管2018年12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膀胱癌诊疗规范(2018年版)》，在“其他治疗药物”部分确实提到了卡博替尼，但同样表示这一治疗药物，“在临床实验之中”。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李洁也表示，在临床治疗时，不会轻易让患者使用适应症之外的药。“比如卡博替尼，我们至少会告诉他，如果这个新药批的适应症里面，压根没有你这个瘤种的话，我们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建议他吃的。”
陈宗祥并未就自己对卡博替尼的认识，为何给病人推荐卡博替尼的专业原因作出回应。但在医院提供的病程记录中提到，“(卡博替尼)对多种癌症广泛有效，具有广谱抗癌能力”，“美国肿瘤杂志等刊物已报道该药物在难治性膀胱癌的研究成果”，“鉴于其膀胱癌已多次治疗，甚至已经应用PD-1及阿帕替尼，已经进入非常难治阶段……建议患者家属自行购买卡博替尼”。
近年来，借由一些微信公众号的宣传，代号“XL184”的卡博替尼在一些癌症病友群里十分流行。一位肺小细胞癌患者家属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地医生曾建议，在没有更多药物可以治疗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卡博替尼，但都是盲试，“医生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效果”。
王玉青认为自己诉求的焦点是药不对症，“我的爸爸得的是膀胱癌和肺癌，那个药是治肾癌的。我的爸爸就算是一个癌症晚期患者，他也有决定自己生命长短的权利。”
2018年11月8日，王玉青的父亲住进了ICU病房。父亲弥留之际的这段经历，或许是激化医患矛盾的最后一段引线。王玉青说，父亲在被送进去以前，意识尚好，还能说话，就是喘气不顺。
9日凌晨2点，王玉青和弟弟进入ICU病房，发现那时父亲的体温已达40.4度，却没有一个人照料他，病程记录也没有写那段时间。王玉青说她摸了摸父亲，父亲眼角流出了泪。王玉青录下了视频，“我感觉这个医院太不负责了，重症监护室应该24小时陪护的。”
2018年11月10日，王玉青父亲因医治无效，在聊城市肿瘤医院死亡。
医患矛盾
2018年11月19日，父亲去世第十日，王玉青来到市肿瘤医院，与医院发生纠纷，矛盾正式爆发。
陈宗祥的太太说，3个多月的时间里，王玉青时常来闹事，在办公室里拿杯子砸、拿水泼陈宗祥，最严重的一次，连警车都开到了医院里来。陈宗祥每夜失眠，体重下降了30斤。
他跟医院请假回家休息半个月，到了第十天，医院打来电话，告诉他病号数量下降很快，从原来的50多个下降到了20多个，让陈宗祥回去主持工作。
2018年12月19日上午，市肿瘤医院院长付春生与王玉青见面，告知其通过第三方进行调解或走司法程序，王玉青不同意。此后，聊城市卫健委也曾多次介入，但都未妥善解决此事。
2019年1月，王玉青打了市长热线。几天后，东昌府区食药监部门打来电话，叫王玉青拿上药和外包装过去鉴定。工作人员当场给上级部门打电话，“上边那个人给他说，这个药不用做鉴定，是按假药论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是假药。”
据聊城市食药监局2019年1月出具的认定意见书显示，根据药品管理法第48条，“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应按假药论处。已在国外上市、但没有拿到国内批号的卡博替尼，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假药”。
王玉青坦承，拿到“假药”认定时，她并不清楚仿制药也是假药，只以为是“成分为假”的假药，并走上了漫漫的维权路。2月15日，王玉青通过聊城市东昌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控告，认为王清伟、陈宗祥涉嫌销售假药。2月19日，东昌府区公安局以“情节显著轻微”为由不予立案。
四处碰壁之后，王玉青想到了求助媒体。她给山东卫视“今日聚焦”栏目打了电话，“我当时把假药的认定意见书发过去，他们的记者就过来了”。2月25日，山东卫视以《聊城：主任医师竟开假药》为题，报道了此事。在片中，记者通过暗访，呈现了开“假药”的医生仍在医院坐诊，病人家属维权，却被多个部门推诿的故事。
此事经过媒体发酵，反应迅速。当日晚上，聊城市肿瘤医院便研究决定，暂停陈宗祥在医院的医疗服务活动，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免去肿瘤二区科主任职务。2月26日，聊城市卫健委发布通告称，陈宗祥违反《执业医师法》相关规定，暂停执业一年。与此同时，涉案的王清伟、段真也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刑事拘留。
聊城假药罗生门造成什么后果？
在事情发酵后，医生陈宗祥先被医院处分，后遭聊城市卫健委暂停执业1年，而能获取该药物的济南上线段真（化名）、将自备药物转卖给王玉青的王清伟均被刑拘。这让几名当事人深受冲击，当地还有患者生命垂危却因此被迫断药；起初维权诉求焦点是“药不对症”的王玉青，则成了“医生好心推荐新药，却被病患家属反咬”故事里的恩将仇报者，长时间遭到电话辱骂。
这番结局，实在是让人唏嘘：身为逝者家属的王玉青无意于去揪出那条“假药”流通链条，她开始不知“假药”是仿制药、以为是“成分为假”的劣药，所以选择控告和举报，只是想反映“药不对症”，却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被视作肿瘤圣手、良心医生的陈宗祥，因推荐“假药”遭处分，但从多方说法看，他像是出于救人的好心，而非从中牟利的企图；段真、王清伟等则都是癌症患者家属，都因为亲人患癌而接触到“卡博替尼”，他们把“假药”给王玉青，其目的也主要是“帮忙”而非赚一大笔，最终却因涉嫌销售假药罪遭刑拘。
在这方面，国家已频密释放出制度善意：2018年4月起，国务院就明确，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5月1日起，进口抗癌药零关税便已“启动”。7月份，李克强总理就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热议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特别批示要“急群众所急”，推动这些措施加快落到实处。国家药监局局长焦红当月也表示，将在鼓励药品创新的同时，激励药品仿制。
这些“组合拳”的打出，无疑是从源头解决了许多癌症患者“缺药”的困境，对仿制药带来的“情法纠葛”进行了釜底抽薪。接下来，也希望这些善政能更快见效，让癌症患者能把希望放在抗癌药降价保供机制上，而不是寄望于各地“药神”。
所以说，对于聊城“假药”罗生门，最重要的是正视既有的“情法纠葛”，而非急着挥动道德大棒。当抗癌药降价保供机制的普惠效应更广泛、更强烈，附着在“药神”案件上的情理两难局面，才会更快地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