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指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跟其传染性和毒性、经济开放性、控制疫情扩散的隔离管控措施的严厉程度等因素有关。本轮疫情的三个方面跟当年“非典”都有差别，但中外历史经验显示，即使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也是短暂的，随着疫情消退，经济活动恢复常态，疫情不会对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有影响。一个极端例子是美国1918年大流感导致0.6%的人口（主要是青壮年）非正常死亡，疫情消退后经济增长快速回到趋势水平。这意味着短期经济增速受疫情影响越大，来年经济反弹力度也会越大。
对于宏观经济与市场而言，疫情是很少发生的外生事件，对需求与供给都带来突发的冲击，难以根据经济变量内生演变的逻辑来评估其影响，历史上可以参照的类似事件也不多。有一定参考意义的是2002-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非典”，SARS）疫情。
回顾“非典”时期，对经济和市场的冲击呈以下三大特征。第一、GDP增长快速下行，但是持续时间短，疫情消退后快速反弹。2003年3月开始，“非典”从广东地区蔓延至内地其他省份，导致“五一”假期取消， GDP同比增速从一季度的11%左右下行至二季度9%左右，但随着7月份疫情解除，生产活动恢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回升到10%左右。
第二、“非典”疫情对经济增长波动影响的载体主要是消费，对投资的影响有限。消费受到的影响集中于“非典”疫情较为严重的几个城市，人们减少外出，不利于旅游、住宿、餐饮类相关消费。2003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相对于4、6月有一个明显下降：2003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3%，而4、6月分别为7.7%、8.3%。
分消费类别来看，服装、金银珠宝类消费在2003年5月甚至出现了同比负增长。而日用品类、中西药品类则由于疫情在2003年4月出现了消费额同比增速的跳升。
消费者为避免自身感染，降低与传染源接触的概率，更加偏向于避免进入人员拥挤的场所，特别是火车、飞机等人群密集区域，减少外出旅游、探亲等活动，出于对“非典”疫情期间食品卫生安全等方面的考量，也会避免外出用餐。导致旅游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业受疫情影响较大、损失较多。“非典”疫情期间，中国大陆的入境旅游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其中，2003年4-5月入境旅游人数下降幅度最大，自6月份起，情况开始出现好转。
第三、短期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2003年4月疫情明显加重后，市场下跌较快，4月17日-4月25日8日内上证综指下跌7.8%，但随后至6月底反弹5%。从债市来看，受经济预期变化影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03年5月份明显下行，6-8月份在底部震荡，但随着疫情消退，经济回暖，国债收益率反弹。
就宏观政策而言，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现象也是一个重要判断。这意味着政策应对更多可能是有针对性的扶持，帮助受影响严重的行业、地区和群体，而不会是大水漫灌式。虽然货币政策可能较没有疫情的情形下宽松一些，但主力在于财政扩张，包括减收与增支。
201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定调是“灵活适度”，比此前的“松紧适度”已有所放松。年初央行通过降准释放长期资金8000亿，并投放3000亿1年期MLF，预计央行除在结构上引导银行对受疫情影响行业、地区进行信贷支持外，会适度加大货币政策的总量操作。但当前中国房价与宏观杠杆率都不可与“非典”时期同日而语，货币宽松力度受制于楼市与杠杆率。
财政政策方面，2003年“非典”期间，由于对投资基本没有影响，财政上主要是对餐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受“非典”影响较重的行业采取政府性基金减免和税收减免的政策。2003年5月财政部宣布，自2003年5月1日起至2003年9月30日止，对餐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行业减免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农网还贷资金、库区维护建设基金、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公路客运附加费、水路客运附加费、各种价格调节基金、帮困资金、城市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本次疫情会对投资和消费产生影响，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会较2003年“非典”时期更大。从减收方面，可能如2003年，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采取政府性基金减免和税收减免的政策。从增支方面，不排除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赤字率会提到3%，专项债发行或超原有预期（原有预期为3万亿），也不排除发行特别建设国债的可能性，城投债和政策性银行债等“准财政”行为预计也可能会加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