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摄影师周孟棋第一次到访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以下简称“基地”)，他清楚地记得，当日看熊猫的观众中，有95%是外国人。“既然有那么多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看熊猫，我为何不用镜头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到?”
在此后的31年间，周孟棋共拍摄了约10万张大熊猫的照片，这也让周孟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熊猫摄影师。
令周孟棋万万没想到的是，在30多年后，去基地看熊猫的人会出现几何倍数的增长，节假日时甚至需要限流才能满足游客的正常参观。和30年前不同，如今几乎所有的游客都是中国人。
“她们可以叫出每一只熊猫的名字，甚至对它们的样貌、习性、族谱如数家珍。我拍了30年熊猫，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我并不知道它们都是谁。”周孟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成为“猫粉”
周孟棋对2019年前往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拍摄旅日大熊猫“香香”的经历印象深刻。
“排队4个小时，看30秒。”周孟棋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称，上野动物园几乎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状态。
幸运的是，周孟棋获得了在休园日单独拍摄大熊猫的机会，那天他拍了8个小时。周孟棋还拜访了上野动物园园长福田丰，他问了对方一个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为什么日本人会对大熊猫如此痴迷?”
福田丰向周孟棋讲了一个故事。2011年日本大地震时，大熊猫“真真”和“力力”刚刚抵达日本。那段时间，所有人都活在大地震和海啸的恐慌之中，满脸愁云，可是大家依然来看大熊猫，排4个小时的队，出去的时候，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
福田丰认为，自己找到了动物园存在的理由，大熊猫则是一种能够治愈所有人的迷人生物。
“寻求被大熊猫治愈，或许是全世界猫粉最初被圈粉的理由。”周孟棋说。
和周孟棋不同，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董其文(笔名)成为“猫粉”的时间并不长。2017年，董其文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参加一个历史学的会议，在会议间隙，前往圣地亚哥动物园游玩。
“圣地亚哥动物园的人气很高，游客很多，但是其他动物的展区外均没有工作人员值守和讲解，都是由游客自行参观，唯独大熊猫的展区，有专人值守。”董其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大熊猫展区的游客数量和展区的规模，都令董其文大为震撼。“国宝”一词虽然自幼便知，但从来没想过，大熊猫在国外会受到如此的“礼遇”，这激发了他系统了解熊猫的兴趣。
2017年回到国内后，董其文开始阅读大量国内外的学术资料，通过关注国内熊猫领域的两个视频媒体“iPanda熊猫频道”和“PANDAPIA”，来持续观察大熊猫的行为方式。
董其文在互联网上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群体——“猫粉”。大熊猫虽然作为熊科下大熊猫属的动物，但熊猫机构仍然称其为“猫”，粉丝们也就顺其自然地称自己为“猫粉”，这个群体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并且在互联网中异常活跃。
201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目前国内圈养的600多只熊猫中，大约400只熊猫拥有自己的微博超话，而今天这个数字则更多。
央视网iPanda熊猫频道成立于2013年8月，早在慢直播兴起之前，熊猫频道便开始尝试7×24小时的“大熊猫慢直播”，之后陆续推出移动直播、短视频、微纪录片等，频道内容持续丰富。2017年2月，伴随着一则火爆全球的短视频，熊猫频道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流量“井喷”。
iPanda熊猫频道副总监郭亚南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称，那是一段关于大熊猫“奇一”反复追随饲养员、发出抱大腿“请求”的57秒短视频。截至目前，那段视频在海外共获得了11亿的浏览量，被称为“神奇的中国视频”。郭亚南介绍，熊猫频道全球总粉丝量超过了5300万人。
资深猫粉章莉(化名)也是在2017年粉上大熊猫，至今她仍然是“奇一”的忠实粉丝，并在粉丝群体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最初我并不知道我喜欢的那一只熊猫叫‘奇一’，只是觉得在社交媒体中有一个熊猫，脑袋中间有一个呆毛很可爱，后来发现转来转去的动图和图片都是它，就开始关注它了。”
喜欢上“奇一”之后，章莉就去基地看熊猫，蹲守直播平台，打理社交媒体，这占据了她业余生活的大部分。
章莉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称，虽然对外大熊猫的粉丝被称为“猫粉”，而在粉丝群体内部，她们更愿意称自己为“亲妈”。
董其文表示，无法准确统计世界上和国内到底有多少猫粉，只能通过各个平台中的粉丝流量来大致推算其群体人数。董其文认为，广义的猫粉是指经常以熊猫的视频、图片作为一种娱乐方式的人。这个群体的很多人，都会关注“iPanda熊猫频道”。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在疫情前的某次行业会议中，曾有代表提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大熊猫粉丝数量约为1300万至1600万人，其中约70%为女性。
“不能说完全没有男性粉丝，但是比例远远低于女性，在圈内，习惯称男性大熊猫粉丝叫‘黑爸’。”章莉说。
“有组织有纪律”
刘玲(化名)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自己成为“猫粉”已经接近10年，由于家在成都，如今经常前往基地观看大熊猫。在刘玲看来，自己最初追“熊猫”和现在粉丝们追“熊猫”的样貌已经发生了改变。
刘玲最早也是通过熊猫频道关注到大熊猫，“最开始只是单纯觉得大熊猫很可爱，线上直播给出了很多不同的视角，这些视角是在线下无法看到的。”因为在线上喜欢上了大熊猫，转而前往线下，“那个时候基地的观众没有现在这么疯狂。”
后来，刘玲注册了社交媒体账户，经常将自己在线下拍摄的熊猫照片和短视频上传到自己的账户中，很快她找到了大量同好。
“她们给我点赞、评论、加我好友，并且留言希望我下次去现场的时候可以拍摄xx熊猫。”
当刘玲加入了猫粉组织，并关注不同大熊猫的超话一段时间后，她发现，在猫粉组织内，有比较清晰的组织架构，有负责修图的，有负责打榜的，还有负责打架的。
“每天规定时间必须发送多少条内容，高清图多少张、视频多少条，并且要求越来越高。”
而真正让刘玲感到不适的，是不同猫粉之间无休止的争吵。“我家猫最好看，别人家的猫都是丑八怪。”这样的冲突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大家一下子变得戾气很重，点火就能着。”
随着组织不断壮大，集资、打榜、组织线下活动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费用从每次人均10元，最后慢慢发展到每人每次缴纳500元，而这些活动，也从为自家大熊猫“打Call”应援，逐渐转变成拉踩其他家的大熊猫。
刘玲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曾经一次活动群内希望筹集到超过30万元。当刘玲拒绝缴纳活动费用后，被群主踢出了群。
章莉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称，自己所在的“奇一”粉丝群体，目前仍然保持相对理性，一方面是由于“奇一”走红的时间较早，如今已经是“过气网红”，流量和关注度明显不如“和花”这样的“新晋网红”;另一方面，群体中平均年龄较高，大部分成员有稳定的职业和工作。
“熊猫并非如艺人一样独立存在，猫粉通常会粉某一个固定的猫，顺便粉上它的亲戚。但即便是亲戚的粉丝之间，也会出现不和的情况。”
章莉说，很难说在大规模猫粉争斗的过程中，是否有专业的饭圈粉丝在操作，但是从目前来看，确实有越来越专业的样貌。章莉听说过一句话，“粉明星艺人，他们经常翻车，但是粉熊猫，它永远不会翻车。”
章莉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自己认识的一位猫粉。“这个人最初就是普通的猫粉，为了追大熊猫，她在成都经营起来一家民宿，很多猫粉都住过她家的民宿。”
“随着猫粉队伍越来越大，她去基地直播，并且开通了打赏，每场直播活动收益不菲。再后来，她自己打样制作熊猫玩偶周边，并在群体中销售。”章莉说。
5月22日，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主播在对大熊猫萌兰进行直播。图/视觉中国
关于前娱乐圈的职业粉丝是何时入侵“猫粉”群体的，《中国新闻周刊》询问多位行业专业人士，均未得到结论。
一位艺人经纪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职业粉丝们往往有着较为清晰的职业规划，通过娱乐圈的多年磨炼，对于饭圈的运行模式和话语方式都非常熟悉，甚至清晰地知道变现和离场的时机，并且隐蔽性很强。
在董其文看来，猫粉主要形成于以微博为主的网络空间，但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正在与日俱增。“在根本上，这是因为猫粉所关爱的熊猫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个体，这些人的关切必然会溢出网络空间，与熊猫机构、动物园之间的关系必定是充满张力的。”董其文说。
重大公关难题
在董其文看来，部分猫粉对于熊猫的感情，如今已经从“爱好”发展成了一种深沉的“爱”，但这种感情主要表达为一种拟构的母子(女)关系。部分猫粉将自己的“心上熊”视为“宝宝”，亦即精神性的“子女”。她们对于熊猫的付出，主要表现为密切的关注。
“当猫粉将熊猫视为子女后，动物园和保育机构就相当于学校。如果学生在校期间习得了某种不良的习惯，家长就有可能投诉学校，表现形式是猫粉要求动物园加强对于熊猫的‘行为训练’，要是学校被怀疑严重侵犯了学生的权益，家长就更得发起投诉与抗议了，表现形式是抗议动物园虐待熊猫。”他说。
而当猫粉认为熊猫机构没有及时发现熊猫的疾病，或是认为兽医的治疗效果不佳时，矛盾则会更加尖锐。董其文研究证明，猫粉们虽然日常关心自己的“心上熊”，但当认为熊猫福利遭到侵害时，她们经常互相支援，甚至一起加入投诉的队伍中。
2018年初，猫粉们与基地曾经发生过一次正面交锋。“大熊猫出现螨虫眼”上了热搜。当年1月24日夜，基地作出回应，部分大熊猫确实存在眼周局部脱毛，目前正在积极确认病因;同时对“虐待大熊猫”的质疑也进行了澄清。
基地表示，已经将临床症状最严重的三只大熊猫进行麻醉，刮取眼圈部皮肤样本，送到四川农业大学寄生虫实验室进行蠕形螨PCR检测。大熊猫眼圈部皮肤因采样被刮取，所以部分网友认为是脱毛加重。
在这个声明后面，基地针对“向网友发布律师函”“萌兰患病得不到治疗”“萌萌健康堪忧”“违规操作收费抱猫”“官方微博关闭评论”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澄清。
但在“猫粉”们看来，这些澄清仍无法消除猫粉们的疑虑。“基地热线一直处于偶尔能接通的情况，即便接通了，对方也只是表示记录下了我们的反馈，从来没有回应。”章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样的结果导致双方间不信任的加深。
除了大熊猫可能存在的健康问题外，饲养员们是否努力，上心，富有爱心和亲和力，也是“猫粉”们重点关注的环节。
在猫粉们看来，北京动物园饲养员“徐姥爷”“穆叔”以及基地的“谭爷爷”、韩国爱宝乐园的饲养员“宋爷爷”，都是极好的熊猫饲养员，他们温和有爱心，并且乐于和猫粉互动。相比之下，相对“高冷”和“沉默”的饲养员，则往往会被猫粉认为不温和，并且被认作可能成为“潜在伤害熊猫”的对象。
“我国的大熊猫保护和研究工作，在前几十年中，科研人员主要的精力都放在生物和医学方面，可以说是成功了，如今熊猫机构面临的就是人的问题，人永远最难对付的。如何应对极端粉丝，如今已经成为了熊猫机构的重大公关难题。”董其文说。
针对近期出现的一些有关大熊猫的舆情，在郭亚南看来，一方面是大家出于对大熊猫的喜爱和关心，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些网友对大熊猫这个物种的了解不全面，以及对饲养机构存在一定误解。“熊猫+科普”一直以来就是熊猫频道努力的方向，除了在慢直播中增加互动、移动直播中穿插讲解之外，熊猫频道还将“猫粉”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单独做成访谈节目和科普视频，“希望我们能够给大熊猫粉丝提供更多的科普知识和全面报道，大家一起正确地关爱关注珍稀动物。”
沉默的另一方
在科普作者米乐看来，真正让自己担忧的是，猫粉们日常有很大一部分会因为自己的情绪和偏颇的认知，去攻击熊猫机构，甚至不惜造谣来获得认同和关注。
“几乎国内所有大熊猫的机构，都遭受过猫粉不同程度的冲击。”中国某动物园一位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极端猫粉的眼中，自己家的宝贝，就要吃最多的竹笋、有最多的玩具、有最好的照顾，每天要在固定时间进食，昨天上午9点吃了苹果，今天上午9点没吃，就说明动物园虐待了它。有的熊猫比较挑嘴，给到的竹子啃两下就丢掉了，这本身就是熊猫的正常情况，但是在猫粉看来，给熊猫竹子不吃，就一定是竹子的问题。” 该动物园负责人颇感无奈。
“真实的情况是，为了让大熊猫有更接近野生环境的自然行为展示，每天进食的食物类型、数量、甚至是时间都是不固定的，固定下来反而容易使其出现刻板行为，但这些内容，猫粉们不愿意接受，他们认为是机构的借口。”米乐记不清楚自己在互联网上多少次重复过相关的内容，但是收效甚微。
今年4月，一条关于大熊猫“暖暖”被饲养员用竹竿催促回家的视频在网络流传。4月17日，针对网传视频，南京紫清湖野生动物世界发布致歉信称，涉事饲养员立即停止工作，且永不允许其在该园饲养大熊猫。
对此，前述受访动物园负责人表示，在完整地观看猫粉发布的视频之后，自己认为，饲养员绝无虐待大熊猫的行为，因为这样的原因最终被调离了岗位，饲养员的正常工作是受到了影响的。
不仅如此，该负责人表示，“猫粉”并没有转化成其他动物的爱好者，在机构观看熊猫的“猫粉”，绝大部分并不会抵达其他动物的展示区。
在米乐看来，人们喜欢大熊猫，无可厚非，但是喜欢一种动物还是应该对其本身有更多的了解和学习，因为喜欢而导致的非理性的行为，最终严重影响到熊猫保育机构的正常工作，这就变得不能接受了。
在董其文看来，当猫粉数量逐渐增多，会对熊猫机构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监督”作用，也并非是坏事，会使得机构对于自己的行为和日常饲养工作，更加规范。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除了基地外，部分熊猫机构也曾经面对猫粉尝试过正面沟通，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说不了两句，就大声吵起来，最后变成辱骂，无论怎么解释，对方都认为我们在说谎。”前述受访动物园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每天在高舆论压力的环境下，大熊猫的饲养员承担着极高的心理压力。部分动物园给饲养员下达了明确的规定，无论游客对饲养员产生怎样的言语行为，饲养员都必须要做到不回应，不反馈。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熊猫饲养员遭受网络暴力。
当处理这样的事情产生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之后，部分熊猫机构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之下，熊猫机构无法和猫粉在现有方式中找到有效沟通的机制，“最后只有一个办法，不说话。”但这在极端猫粉眼中，都会被视作“默认”或是“回避”。
当绝大部分熊猫机构选择“闭嘴”了之后，互联网上就只剩下米乐这样的科普作者偶尔对极端猫粉进行规劝，“小仗数不清，大仗年年有”这几乎变成了米乐业余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起初，猫粉们对米乐进行单纯的攻击，慢慢米乐发现，有一些猫粉听进去了自己的话。“有的人前一天还留言骂我，第二天给我留言说自己想明白了，跟我道歉。”
“0和1总是有区别的，所以虽然他们骂我骂得很难听，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工作有价值。”米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几年下来，自己拉了一个群，群里现在已经有近百名成员，相当一部分是经过自己和其他理性猫粉讲解和普及后，转变观念的猫粉，这在米乐看来，实属不易。
“他们现在仍然热爱大熊猫，但是不会再做出过激的行为和言论了。”米乐说。
治愈和释放
博主祝佳音曾发文表示，区分猫粉和极端猫粉的关键点不是“特别爱熊猫”，而是 “通过塑造共同敌人，并与其作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熊猫的爱”。
随后祝佳音写到，“在这个过程中，毛茸茸的熊猫既是被保护的对象，也是用来合理化情绪喷涌的道具和符号。在大部分与之相关的发言中，能看到很明显的受害者叙事风格：我粉的熊猫被欺负了，咱们要为熊猫伸冤，被塑造的共同敌人一般是饲养员，动物园或其他熊猫。这招并不仅限于熊猫，而具体到熊猫，我其实觉得这更多是一种焦虑释放。”
有专家分析称，大熊猫的走红是一场人们对“萌文化”的消费，与卡通玩偶不同，在圆滚滚的身体中，每一只熊猫都有自己的可爱与独特之处，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人类与柔软、多毛、圆润的物品带有天然的亲近感，这些特性组成了人们对“萌”的审美取向。这也是人们在社会压力下产生的一种成人儿童化现象。面对快节奏社会，人们试图通过对熊猫的追寻重拾无拘无束的“童年状态”，从中获得治愈感与幸福感。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在猫粉的群体中，有一部分粉丝更关注圈养大熊猫本身。他们并不关心大熊猫这一物种未来命运和物种价值。
2010年8月，大熊猫繁育技术委员会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全球大熊猫种群数量已突破300只大关。圈养300只熊猫的目标一旦达到，说明大熊猫物种在100年内能保持90%以上的遗传多样性。在300只圈养数量的基础上，大熊猫可以通过自我维系、自我繁殖来继续繁衍下一代，从而不会灭绝。
2021年10月，国家林草局发布消息称，全球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达到673只，仅仅十年，数量便翻了一番。
同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显示，40年间，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从1114只增加到1864只。
随着圈养的数量不断增加，未来如何妥善安置大熊猫将会成为新的问题。
在部分动物保护者和科普作者看来，圈养大熊猫和野生大熊猫目前受到的关注度明显不同，呼吁猫粉更多地关注野生大熊猫生存状态和栖息地保护情况。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侯蓉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我国大熊猫的野化放归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放归野外的圈养个体数量尚少且尚未产崽，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能对孤立小种群复壮发挥积极作用。
在侯蓉看来，大熊猫的保护包括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主要手段，而迁地保护目标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可自我维持的圈养种群，第二阶段的目标是放归野外，复壮野外孤立小种群。对于野生大熊猫来讲，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在于栖息地破碎化。
“我们常说保护大熊猫，其实并非是保护大熊猫这一种动物，而是保护大熊猫所生存的完整的生态系统，需要加强栖息地保护，增强栖息地的连通性。但是大熊猫的栖息地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如果想要真正实现让野生大熊猫能够永久生存和繁衍下去的这个目标，就需要更好地保护大熊猫的自然栖息地。”侯蓉说。
美国生物学家乔治·夏勒曾经在自己所著的《最后的熊猫》一书中提到，“熊猫历经演化而生存在今天的世界，并不是为了取悦人类”。
但董其文看来，如今人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圈养大熊猫就是为了人类而服务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自发组成群体，对其日常生活进行讨论、分享、发布，并且持续给予高度关注，或许是当下社会中必然出现的情况。”董其文说。
至于仍在野蛮生长的猫粉，社交媒体基于流量，选择了接受;熊猫机构基于安全，选择了沉默;科普作者基于理性，选择了战斗。只有熊猫基于本能，选择了继续吃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