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22日，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武装劫钞案发生在广州市番禺区一家银行门前。7人作案，劫走1500万现金，不到2分钟开了9枪，押运人员一死一伤。案发后，虽然5名在逃劫匪先后被捕并判处死刑，但主犯却逍遥法外长达21年之久。
2019年，落网三年的陈恂敏被核准死缓。同年，根据案件改编的电影《第八个嫌疑人》开拍。直到2023年9月9日，电影《第八个嫌疑人》上映，距离这部电影拍摄完成已经过去4年。该片入围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主演大鹏更是凭借在其中“整容”般的表演拿下金爵奖最佳男主角。
作为一部香港导演拍摄的犯罪题材电影，没有跌宕起伏的悬疑情节设计，也没有太多爆破追车的大场面，整部电影仍然跟着人心起落，扣人心弦。《第八个嫌疑人》讲人的恶，同时围绕着这份恶，也展现与之相生相伴的人生百态。
“人跟罪恶的距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远”
投资方最初给到导演李子俊不同的几个案件，唯独这个跨越21年的惊天抢劫案，让李子俊念念不忘。“21年，真的好长，我很想探讨这段时间人物的生活和变化。他去缅甸工作，又逃亡去到云南，这一路是怎么走到这个地方的?”
导演李子俊和编剧周汶儒都是祖籍广东的香港人，虽然出生在香港，但小时候逢年过节会回到老家，对上世纪90年代岭南的风土人情记忆尤深。经济刚刚开始起步的广东地区，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心欲望的膨胀也如影随形。因为对那个年代的感受很深，李子俊和周汶儒决定展现这段横跨21年的惊天大案及其背后的人性挣扎。
“写这个故事其实不容易，写完之后想要把它变成一部电影，更难。”编剧周汶儒说，这不是那种很传统的商业电影。一部典型的商业警匪片应有的元素，它似乎都没有，“既然是根据真实案件创作，那整个剧本的走向是大致确定的，电影需要艺术加工，才能更有戏剧性，但怎么体现这个戏剧性?我改的时候不想简单地处理成一个紧张的追逐戏，弄一个枪战，这个没用，我必须要知道，这个人他会做什么事情，他到底经历过什么，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既要贴近真实，又要让电影富有戏剧张力，两者之间的平衡对于创作者是不小的挑战。
“一开始已去收集关于这个案件所有的资料，坦白讲并没有很多，不同媒体的报道也都是比较单一的。加上毕竟这是一个大案，公安那边也会有一定的保密性，所以很多的故事还是需要我们去添加血肉。”周汶儒举例说，比如片中运用喜帖锁定目标的设计，现实里很直接地发生了，但放在电影里就会显得太简单，“我会把喜帖这个元素保留，但加入有两批不一样印刷的处理，来增加警方破案的难度。又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资料是他们两兄弟曾经逃亡去了缅甸，然后又回瑞丽去生活，那么他们中间经历过什么，这一路上他们是怎么过的?他们回来之后结婚生子，他们所谓的‘家庭’对他来说有多重要，这些都是靠我们讨论，然后用创作去把它支撑起来的。”
事实上，前半部分的抢劫案，得益于港片创作的历练，李子俊有一种把一桩抢劫案拍出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狠厉，“但如果只是拍抢钱和破案，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警匪片。”李子俊和周汶儒，想拍人心善恶。
现实案件中，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陈恂敏并非穷途末路、走投无路去抢劫的狂暴恶徒，他家境殷实，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犯下罪行前事业有成。在隐姓埋名的生活后，身边所有的人都认同他是一个好人，待人诚恳，热心助人。而“我们与恶的距离”，也是创作者试图探讨的。
曾经有一版剧本是从主角罪犯兄弟从小的经历写起的，十几岁，他们抢劫一辆出租车，一路成长中一次次没有克制自己的贪心和作恶的念头。很多具体的成长过程并没有被呈现在电影中，但在一些台词和细节中一一揭示。不经意的小恶最终生长放大，超出边界，但人心的善恶始终相伴相生。“人跟罪恶的距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远。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走错这一步。”
“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
有人说，《第八个嫌疑人》是今年的“欧皇”电影。从阵容上看，大鹏、林家栋、张颂文、孙阳，这个组合硬气极了。大鹏和林家栋是金爵金像双影帝加身，张颂文和孙阳在今年凭借《狂飙》《孤注一掷》大火。
在前期采风阶段，李子俊和周汶儒也与公安干警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希望尽可能挖到当年侦破案件的更多讯息。“警方的分享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不是案件本身，而是作为公安干警，他们在想什么?”更触动创作者的点是，许多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一个案子迟迟没有破案，他们会一直牵挂在心，即便退休了，也会想让后来人接手。这也成为21年这个漫长的时间跨度里，从警方视角展开，令人揪心和动容的体验。
林家栋首次出演内地公安，全程普通话的表演让他完成了全新的突破;张颂文将自己作为广东人从1990年代一路成长的记忆分享给全组，从生活习惯到语言细节，都精心打磨。
“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是电影不要千人一面的状态，警察也不必须是‘高大强’。”在周汶儒的设计里，“林家栋饰演的王守月是‘看起来比较冷，比较内敛，跨不过内心恩仇的那种’;而张颂文是一个所谓的‘暖男’，一个小地方的警察，他关注的是同僚之间关系好不好，和居民打成一片就像老街坊。他们两个人的互动，我本来写得挺多，结果初剪出来的三个多小时，必须有一些取舍，最后有一些东西只能忍痛割爱，可能也会对其他的事有影响。”对于警察部分戏份的割舍，周汶儒如今谈起，依然觉得是影片的一大遗憾。
而电影里最令人惊艳的，无疑是大鹏。他对一个亡命之徒的演绎呈现，可谓是“脱胎换骨”。作为一个逃亡21年的亡命之徒，陈信文有过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作为生意场上的“大佬”杀伐果断一手主导了载入史册的惊天大案;逃亡途中，他灰头土脸，在缅甸采石场“隐入尘烟”;回国后，他改头换面娶妻生子，成为一个市井本分的普通人……除了化妆造型上给演员带来的变化，大鹏对于自身的“改造”，也为角色的成立提供了最直观的视觉依据。
为了诠释男主跨越21年的身材外貌变化，大鹏极速增肥后又瘦身，在开拍前他答应导演要增肥30斤，最后的实际增幅是20斤。因为身体短时间的变化承受的负担太大，大鹏在拍摄过程后还发生了休克的状况，令导演组十分担心。
在上影节带着这部作品惊艳亮相并斩获佳绩时，大鹏表示， “如果只是把塑造角色理解成‘胖胖瘦瘦’就太简单了”，他认为形象只是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去理解这个角色，“每个人都是很复杂的个体，在做选择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事情会干扰我们，把我们导向另外一个方向。”
李子俊回想自己初见大鹏的场景，“原来他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那么搞笑的人，他很稳重，很有礼貌，很客气，这个状态启发了我们，觉得他跟陈信文的状态，可以融合起来。”
周汶儒也对这样的反差印象深刻，“本来觉得他是一个喜剧明星，可是真人的反差很大，让我觉得这么斯文的一个人，去演一个比较冷血的劫匪，好像也很合适。当他也反馈说他对这个角色有兴趣的时候，我做了和以前很不一样的事。以前做电影我会把剧本先写好，然后给导演看哪一个演员更接近这个我故事写出来的角色。但这次，我在只有一页大纲的时候先征得演员的认同，然后我才开始去想怎么去塑造这个人物。这个过程里，我把自己当时跟大鹏见面的时候，他给我的一些感受，或是他一些小动作，包括他思考的方式，一些表情，都放进对人物的想象里，想着他来创造一个劫匪。所以最后他成功地塑造了这个角色，我很高兴，因为的确这算是为他本人量身打造的一个角色了。”周汶儒说。
2017年，大鹏导演的第二部电影《缝纫机乐队》上映。相比导演处女作《煎饼侠》所收获的海量关注，大鹏认为在制作上有更多进步和提升的《缝纫机乐队》却遇冷了，“当时竞争很激烈，市场的反馈低于自己对这部作品本来的预期。从那之后，我好像进入到了一个漫长的不自信时间，觉得自己始终做不到更好，或者说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但不相信会有更好的结果。”
当李子俊带着《第八个嫌疑人》的构思，满怀热情地向大鹏描述未来的样子时，大鹏感受到了一种绝对的鼓励和信任，于是，他把全部的能量都投入到了陈信文这个角色中。
事实上，在这部电影刚启动的时候，这群人都各自处在人生的低谷期。导演李子俊的第一部电影《狂兽》上映之后口碑崩盘，周汶儒打磨多年的剧本《风火山林》迟迟无法上映。“当时我跟子俊，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为什么做这种处理，而不去卖那种很商业的东西，是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都在某种低谷，处在很想去证明自己的一种状态。”
“大鹏那个时候上映的电影没有达到他自己想要的结果，家栋也憋着一股劲，孙阳那时候刚出来很迷茫，颂文已经演了很多年也没有太火，我觉得大家都很想去做一些东西去证明自己。”
四年后再坐在电影院里看这部电影，周汶儒感慨良多，“我现在回头看，会感觉我们好像是做到了，把我们所有的当时的情绪都放在这部电影里面。有些时候我都会想，如果是现在，我们是不是都回不到当初那个时间，有那样想要证明自己的动力了。”
历经40多版剪辑，找到最适合的表达
今年上影节期间，媒体们好奇影片历经四年才得以上映，中间是否经历某些“不可抗力”的挣扎。主创表示，完全是因为自身对于故事的取舍精益求精，在剪辑上花了大量时间。大鹏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他在导演那里看过20多个版本的剪辑，而从林家栋那里得知，原来导演剪出来的版本高达40多个。
“一开始的考虑是，都先写出来，不要想太多，让自己束手束脚。结果后来剧本太长，我们又做了不同的考量，它是一个偏深，节奏比较慢的电影，我们需要争取尽快让观众走进这个世界，所以不断找平衡，不能太文艺、节奏太拖，但又希望给观众更沉浸生活的感受。”谈到剪辑的过程，李子俊说，“不能说完全没有遗憾，最终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综合平衡的取舍。”
李子俊是典型的在香港片场一路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导演。“刚开始是跟尔冬升导演的，20岁出头的时候，在尔冬升的公司里面做他的助理。当时我都不知道电影是什么，算是他带我走进电影的世界。”当时尔冬升监制的项目是《男人四十》，他在片场问李子俊，“你想做什么?”初出茅庐的李子俊只会傻里傻气地回答“不知道”。
后来，他陆续跟着刘伟强、麦兆辉等导演参与了《无间道》《窃听风云》等系列作品，“他们教我怎么去制作，怎么去指导演员，我也和他们聊电影的味道。”不过李子俊坦言，对他影响最大的导演还是郑保瑞，“他是真的告诉我怎么去创作，怎么去当一个导演的。我跟着他的时候，看他在现场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感染别人去跟着他走。后来他监制我的电影，并不会影响我创作的思路，但是每天我拍完片子拿给他看，他会给一些意见，我就会觉得很定心。”
李子俊说，自己后来每次要拍电影，就会给郑保瑞打电话，“我说你可以给我一句话，这句话是：‘你可以拍这部电影。’”
李子俊的第一部电影《狂兽》，其实颇有些郑保瑞《狗咬狗》的味道，风格化明显，但画虎类猫，类型和逻辑混乱，让整部电影的观感欠了不少火候。拍完后，李子俊也意识到自己对电影的认识、修炼都还不是时候，又回去跟着林岭东做副导演，参与《七人乐队》的拍摄。
采访中谈到，《第八个嫌疑人》和《狂兽》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导演的作品，李子俊表示，自己希望尝试不同的风格，“每一部电影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题材需要不同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不同的演员也会有不同质感的呈现。”谈及《第八个嫌疑人》，李子俊希望给观众真实的代入感，也是因此，他植入自己幼时对广东的记忆，在美术和摄影风格上都追求尽力还原年代的质感，甚至一度在一个过于陈旧狭小的废弃空间拍摄，导致工作人员缺氧晕倒。
今年暑期档，几部兼顾现实肌理和犯罪类型的影片在市场上获得良好的口碑和收益，这也使得《第八个嫌疑人》在上映之前被寄予厚望。在多部国产新片上映的本周末，《第八个嫌疑人》的预排片超过三成，远高于同档期的其他同样口碑不错的新片。谈到对于票房的期待，李子俊表示，“我没想过要做什么卖座的商业大片，也没想过它具备什么样大卖的元素，我跟编剧是同一个创作初衷，就是喜欢这个剧本，喜欢这个项目，就全力去做好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