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红星资本局多方采访核实了解到，茅台集团、贵州茅台(600519.SH)原董事长袁仁国已去世。
袁仁国曾担任茅台集团董事长7年，上市公司贵州茅台董事长近20年。在他治下，贵州茅台度过了白酒行业萧条期，“甩开”五粮液成为白酒行业龙头。他一手构建的茅台营销体系，缔造了万亿市值的“茅台帝国”，也让他自己滑向了贪腐的深渊。
曾带领茅台集团成为“中国酒王”的袁仁国，或未曾想到的是，最终是以黯淡的结局谢幕。
一
从制酒工到董事长
自1951年建厂以来，70多年里，茅台厂酿酒的工人成千上万，但从一线制酒工人走到董事长职位的只有一个，就是袁仁国。
距离仁怀市区50多公里、茅台镇30多公里的后山乡，是袁仁国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袁仁国出生于1956年，袁家兄弟6人，袁仁国排行老二，当地人一直称他为“袁二”。
1973年，袁仁国高中毕业后，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到仁怀市中枢镇当了知青。
据南风窗，袁仁国在回忆录里这样记录自己的知青岁月，“我们从中枢镇城里挑粪到生产队，八九里崎岖山路，担子压得两个肩膀都红肿不堪，脱了好几层皮。”
袁父看不了袁仁国受罪，托时任茅台酒厂副厂长邹开良，把袁仁国介绍进茅台酒厂工作。当时的茅台酒厂虽不比如今，但也属于国企，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好，茅台镇之外的人很难进去。袁仁国的人生，也就此发生改变。
1975年，19岁的袁仁国入职茅台酒厂，最初的工作为最为基础的制酒工及制曲工。但到了茅台厂，劳动强度也没比知青低多少。从下沙，润粮、蒸粮、到摊晾、入窖，茅台酒的多道工艺下，制酒工每天要搬5000公斤的货物。
据媒体报道，跟袁仁国同时期进厂的老员工回忆，袁仁国非常“聪明”，“很会表现自己”，并引起了当时的厂长季克良的注意。
1978年，高考恢复，袁仁国得到报考贵州工学院(现贵州大学)的机会，但没过分数线，只能留在厂里继续工作。不过，因为季克良的赏识，1983年，袁仁国还是如愿去贵州工学院进修。
在茅台酒厂，袁仁国一路刷新所任职位“最年轻纪录者”，曾任职茅台集团供应科，任职保管员，后就职宣传科，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车间主任。
而袁仁国真正成为茅台酒厂管理人员的一步，缘于1989年茅台酒厂的国家一级企业评选。
当时，茅台酒厂顶着“国酒”的光环参与国家一级企业评选，却意外落选。袁仁国得知后主动请缨前往北京。在北京，袁仁国用3个小时说服评选人员，为茅台酒厂参加评选争取到了资格。
1991年，茅台酒厂终于获评国家一级企业，袁仁国也升任副厂长。那一年，35岁的他成为了厂里面最年轻的高级管理者。
二
“茅台神话”缔造者
1998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叠加当时山西假酒案的影响，整个白酒行业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茅台酒厂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当年7月，贵州茅台销量只有700吨，不及2000吨目标销量的一半。茅台第三任舵手季克良力排众议，将“敢想敢干，有闯劲儿”袁仁国推向领导岗位。
1998年，时年42岁的袁仁国出任贵州茅台总经理一职。这是袁仁国人生的又一个重大转折，更是茅台由计划到市场的真正起点。
袁仁国当时认为，茅台急需市场化运作，于是立马在全厂招募营销员。一个月后，茅台成立销售总公司，组建了茅台历史上第一支17人的销售队伍“敢死队”。
据界面新闻报道，袁仁国还立下军令状，要求在两个月内必须完成剩下的销售目标，“多苦多累、流血流汗不要讲，我不问过程，只要结果。”
袁仁国也成为了茅台最大的销售员，摆上家宴，请来糖酒公司的领导喝“患难酒”，希望他们在这条最大的销售渠道上多想办法。在各地举办的白酒研讨会、订货会和名家诗会上。袁仁国把茅台压箱底的30年、50年、80年陈酿拿出来给经销商品尝，希望征服经销商味蕾的同时，能为茅台酒打开销路。也正因此，袁仁国在酒席上跟大量经销商建立了联系。
事实证明，袁仁国的营销策略也确实奏效。1998年年底，茅台如期完成2000吨的销售任务，销售比上年增长13%，创下当时茅台历史最好的销量。而由他建立起的经销商销售体系，也在后来助推茅台酒销量逐步攀升。
但尽管如此，1998年茅台酒市场占有率也仅有0.01%，产量5000吨，在全国名酒中位列第11位，主打品牌也只有飞天茅台一个。在当时的白酒市场上，五粮液销售额和知名度都遥遥领先，还有汾酒、国窖等其他知名品牌。
2001年8月，贵州茅台成功上市。袁仁国此时担任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兼任股份公司董事长。上市募资后袁仁国没有大量并购扩张，而是启动了一系列技改、扩建、包装、贮存工程，两年后，茅台产量突破一万吨。
2008年，贵州茅台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超过五粮液，正式奠定了其国内白酒龙头的地位。2010年，贵州茅台营收突破百亿元，53°飞天茅台单瓶售价超过千元，高端形象愈发深入人心。2011年，袁仁国接任季克良担任茅台集团董事长，正式成为茅台集团的第四代舵手。
袁仁国掌舵期间的第二次大挑战也随之而来。2012年，受三公消费、白酒塑化剂等影响，白酒行业再次陷入低迷，茅台市值蒸发35%，飞天茅台的零售价从2000元降到800元。为了保住茅台酒的高端形象，袁仁国对经销商下了死命令，“必须力挺茅台价格，谁低就取缔谁。”
茅台的挺价策略，使得贵州茅台在2013-2014年在面对塑化剂等危机时，仍然实现营利双增，业绩增速远超五粮液和泸州老窖。
2016年以来，贵州茅台股价连创新高，接连突破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大关，目前股价已超过1800元，成为毫无争议的A股第一高价股，市值已超过2万亿元。
在茅台狂飙式发展的过程中，经销商队伍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据界面新闻报道，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盘和林表示：“毫无疑问，袁任内最大的贡献并不是提高了茅台酒本身质量，因此最大贡献在于构建了营销体系，在回顾过去20年的辉煌成就时，茅台方面将其归功为‘茅台营销造就了茅台现象，茅台现象缔造了茅台传奇’。而在造就茅台神话的背后，经销商功不可没。”
三
罪与罚
2018年4月，袁仁国在博鳌论坛上公开表态，“茅台酒对我来说，意味着事业和生命，我要把我的生命和血液融入茅台酒之中。”
但仅仅一个多月后，袁仁国就离开了茅台。2018年5月6日深夜，茅台集团紧急召开干部大会，会议宣布袁仁国不再担任茅台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董事会相关职务，茅台集团的最高权力指挥棒由“二把手”李保芳接替。
2019年5月，袁仁国被双开。纪委通报称，袁仁国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利益交换的工具，进行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大搞权权、权钱交易，大肆为不法经销商违规从事茅台酒经营提供便利，严重破坏茅台酒营销环境;大搞“家族式腐败”;大搞权色、钱色交易等。
袁仁国一手搭建的茅台营销体系，也成为了腐败的温床。而手握重权的袁仁国，也因此滑落贪腐深渊。
这时的茅台酒，市场价格一路走高，甚至一酒难求，谁能掌握货源，就意味着巨大的利益。据财联社报道，贵州当地人士曾透露，“袁仁国让茅台酒量价齐升，成为了一种‘奢侈品’，但这也导致茅台酒的销售权和销售渠道成为了抢手的香饽饽，成了寻租和利益交换的一种特殊资源，一旦拿下茅台经销商资格可以说躺着挣钱。”
自2004年以来，仅袁仁国妻子和儿女违规经营茅台酒就获利2.3亿余元。一大批经销商、供应商千方百计和袁仁国拉关系、搭人脉，大搞利益输送，袁仁国办公室外的走廊，曾经每天门庭若市。
袁仁国曾自述，“那个时候想拼命接近我的人很多，一天找我的起码有四五十个人。”
曾经有个经销商为了讨好袁仁国，送给袁仁国一个定制的5公斤的金鼎，上面还刻了一句诗，这句诗是清朝的一个诗人写的，里面有一句就是“酒冠黔人国”。经销商把“人”换成袁仁国的“仁”，以“酒冠黔仁国”来讨好他。
除此之外，他还将抢手的茅台经销权，作为自己攀附权贵的“门票”。上至省部级高官、下至茅台镇当地的基层领导，不少都难抵利益的诱惑，进入到了袁仁国的朋友圈。
2020年1月，电视专题片《国家监察》第一集《擘画蓝图》曾披露袁仁国受审时的相关细节。
专题片介绍，袁仁国每年预留了一定量的酒，就是计划外批酒，在制度安排上就造成了一种权力的寻租空间。稀缺特殊资源的审批权，成为“茅台乱象”的重要根源。袁仁国执掌茅台集团多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既是“茅台乱象”的制造者、带头者，也是参与者、获益者。
2021年9月23日，袁仁国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调查发现，在1994年至2018年期间，袁仁国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获得茅台酒经销权、分户经销、增加茅台酒供应量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29亿余元。
2022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案“鉴”》栏目中公开披露了袁仁国受贿案查案细节。办案过程中，40多名办案人员从袁仁国家中清点出黄金制品、手表、珠宝、字画等1588件，其中不乏有象牙等稀有物品，以及人民币、美元、英镑现金等若干，用了一天一夜才清点完毕。
在视频的开头，袁仁国说，“我向党组织真诚地、深深地忏悔，我向茅台真诚地、深深地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