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中国人口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冲击和挑战?
包括什么变革与机遇?
区域经济与人口学学者、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毛大庆在与李翔的对话直播中称，在2035年到2040年，老龄人口达到4亿逼近5亿。
这是一个要引起全社会重视的大课题，但针对人口问题的对应落地政策往往会滞后于事情的发生，所以社会各界要共同努力促进相关公共政策的完善。
2000年到2010年，中国借助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成为了世界GDP第二大国，但却错过了修复人口的窗口期;2010年的仅仅两年之后，从2012年就出现了劳动力人口的正式衰减，经济增长放缓，GDP再未回归二位数。
中国眼下面临的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考验。
据毛大庆解读，1998年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1.8，警报已经拉响，当时中国正在推进房地产市场化，也在拥抱WTO的机遇期，随后紧接着土地全面市场化，政策的重点不在人口结构上。
回看生育率变化数据，2004年和2005年处于生育率正常化尾声，彼时如果采用刺激生育的政策，会产生积极的拉动效应。
各种研究总结来看，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人口衰退后采取政策干预的效果都普遍显得非常无力，“补充性作用是有的，反转性作用几乎没有看见过。”
毛大庆认为要想提高生育率，当前的重点首先是对育龄人口的减负，包括社会成本的减负和家庭成本的减负。以及在经济刺激政策中应该包括对婚育家庭和人口的直接补贴。
另外，也要积极面对和解决一些技术性措施的合法化，比如彻底还生育权利给女性，国家应该立法支持各种各样辅助生育的办法，甚至开放包括代孕在内的辅助生育的手段，让女性敢于生、愿意生，生起来没有负担压力。
也要解决抚育压力，比如给与帮助带孩子的老人一些经济上的补助等等。
这些手段要多管齐下。推动生育的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人口变局不仅带来压力和挑战，也同样蕴藏机遇：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老龄市场，现在已经有不少创业者在研究适配老龄化需求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这里应用场景空前，蕴藏着很大机遇。
近期，国家发布的从老龄服务业转向银发经济的指导意见，非常及时。
应该全面鼓励围绕银发服务的科技创新。
本文内容节选自奇闻事件app『答案之书』系列直播第二期。
01，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二，靠的是人口和土地红利
李翔：
2023年对于很多人包括公司、创业者，包括我们大家都是修复疤痕的一年，您说过，“即使没有疫情困难也都会出现”，疫情之外，我们肯定面对着很多长期的挑战，这些长期挑战包括什么，包括人口的变化吗?
毛大庆：
这是其中一个。即使没有这三年的波动困难也是存在的。我记得在2014年、2015年国家在刚推动“双创”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口号叫做“新旧动能转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一知半解或者对这个转换的紧迫性不一定那么清楚。“新旧动能转换”：旧动能正在退出或者不再能够发挥出动力作用，新动能是不是准备好了?这是今天很多问题的核心。
为什么我说没有那三年问题也会存在，甚至也很严重?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我们发展曾经依赖的旧动能原来是什么样的?这就要说到旧动能是怎么产生的。
改革开放至今一共经历了45年(1978-2023)，我们这一代是从1980年代一路成长起来的人，我们很清楚看到这45年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80年-1995年左右，我通常把它描述为国家深化体制改革，退出了大量计划体制下捆绑社会创造力的政策。1994年、1995年标志性事件就是票证彻底告别社会。到了1998年，住房从福利分房变成了商品化的房地产，最大一宗国家分配的产品也变为市场化运营。所以我认为，1980年到1996年，我们实现了市场经济的制度准备和各项改革的初步完成，这才有了1998年后市场化的蓬勃兴起。
这里面有三个重要的因素，一是1998年房改;二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始引入大量外资兴业办厂，中国以市场换技术，我们拥抱了全球化的时代。这才有了南方和沿海各种制造业的繁荣，成为了世界工厂，大量年轻劳动力从乡村涌进城市学习就业，提高收入。第三是2004年我们彻底实施土地招拍挂，土地进入市场化，地方财政殷实。所以从2004年到2010年仅仅六年的时间，GDP的增长是飞速的，从世界第七到了2010年就成了世界GDP第二大的国家。
中国从1980年到90年代中期，用了十几年来改革，从1998年到2010年及之后，大力进行开放，“改革开放”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快速完成的。
改革开放的完成依靠两个条件，第一是高速城市化，第二是年轻的人口。1980年城市化率是13.7%，到2000年城市化率是33.6%;1980年是9.38亿人口平均年龄20.7岁，到了2000年是11亿人口左右平均年龄是31岁;二十年城市化率增长了二成多，人口平均年龄长了十岁。我们这二十年是从年轻的、极低城市化率、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逐渐走向以一产加二产为主体的市场化经济社会，拥抱全球化。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靠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这两件事，加上加入全球化的洪流，达到世界GDP排行第二的经济地位。
02，土地和人口失去推力，但新动能没准备好
毛大庆：过去的旧动能是两个发动机。一个是土地，土地是生产要素，是“面粉”，它是房地产生产链条里重要的生产资料，而这个生产资料急速的价格膨胀带来了大量资金流向社会，影响了57个直接行业的快速成长，也间接影响了接近100个行业利润率的增长。另一个就是人口，它是旧动能的主要燃料。45年前，中国是平均年龄20.7岁的10亿人口规模的国家，45年后的今天，中国平均年龄接近40岁，城市化率达到了65%。也就是说曾经依靠年轻劳动力，靠简单的来料加工、低附加值生产就出口全世界的世界工厂，现在基本已经不复存在了。城市化过程中，中国通过钢筋混凝土卖地刺激经济增长，这个发动机还有点用处，但成为一个单一的支柱恐怕也很困难。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动能是什么?新动能要具备什么样的因素?新动能具备的因素是真正的硬碰硬的高质量发展。我们说从高杠杆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每一个发展的局部单位都要有它真实的价值创造，这就没办法再靠一个类似于土地这样的“面粉”(生产资料)来实现了。每一样东西都必须有真实的价值创造，这个难度可比在房地产时代大太多了。第二个问题，我们不再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做事了，我们真得靠智力，包括人工智能、数字化产业的增长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两个问题使得今天的经济增长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我们的旧动能已经不太灵，新动能还没有准备好创造真实社会价值。当新动能没有准备好价值创造的时候，去扩大就业岗位，去给员工高福利高工资，是不现实的。今天面临的问题是逐渐累积起来的。人不会不老，城市化率也已经65%了，房子也盖得够多了。我们原先测算，随着房地产逐渐失去推动力和人口老化，可能到2027年、2028年也会出现今天的局面。实际情形显然更严峻了，这些问题可能都是今天我们必须得直面的。
03，未来十年，中国会增加三亿多老年人口
李翔：土地、地产的问题，今天很多人已经有切身感受，因为大家能看到数据，也看到身边发生的事情。但像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它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到底有多严重?
毛大庆：我们从数字看会看得很清楚：从现在往后十几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会再增加数亿的老龄化人口。从2022年开始，我们会就开始承接1962年到1975年婴儿潮转变成的老龄化。1962年到1975年出生了将近3.7亿人，从2022年到2035年就会转化出3亿多的60岁以上的人口。到了2040年，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会变成70多岁的老人，再加上包括2022年以前的老龄人口，大概在2035年到2040年，逐渐会有接近4亿多到5亿的老龄人口。
更直观一点的是4、5亿老年人带来的社会影响。退休职工的增长，可能导致退休金、社会养老给财政带来的压力增加。另外，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压力也会增加，随着老龄人口和高龄老龄人口增长，我们的医院、医疗护理和殡葬等行业的压力会凸显。另外仅靠养老院肯定承接不过来这么多需求，社区养老、居家养老这些服务需求的压力也会增加;会带来社区养老体系的建立，包括入户家庭病床的建立等等巨大需求。这还会辐射到社会各种各样的公共事业的变化，比如各个公共场所的适老化设施的改造，以及包括一些消费类产品趋老化的特征等等。
李翔：你刚才讲了可能2035年到2040年，我们同时要面对新增4亿多到5亿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从你的观察来讲，现在整个社会，包括个人家庭，对这样的情况有准备吗?
毛大庆：国家这几年越来越重视老龄化议题。有大量的社会组织，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老龄产业协会、智库机构在围绕各个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每年“两会”也都是最密集发布提案的时期，包括医疗产业的改革，包括护理产业的改革、长护险的建立，以及我们说到像安宁疗护、生前预嘱的立法等等，这些都在变成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话题，也在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建立。随着呼声越来越强烈，相信政府的动作也会越来越大。
但是凡是这种问题，政策落地往往都会滞后于事情的发生。所以，这里面肯定会带来很多社会矛盾，得有这种思想准备。比如殡葬事业，肯定会有一个阶段殡葬压力非常大，我们也算过，大概本世纪40年代初之后，就要进入到年死亡人口超过2000万的状态，现在我们是不到1000万或者1000万出点头。到一年死亡人口2000-2300万的时候，社会殡葬压力是很大的，传统的殡葬方法会遇到压力，可能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遗体处理的新理念。
04，刺激生育的最晚节点是2005年左右，窗口期已经错过了
李翔：我其实挺好奇的，包括您讲的整个社会老龄化的这种趋势，它是长期发生且非常确定的事情。如果不做任何干预，或者做了不当干预，老龄化问题一定会发生。这个过程之中没有预警吗?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老龄化的问题吗?
毛大庆：这就是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矛盾。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有几个时间点很有意思。实际上，1998年我们的组合生育率已经跌破1.8，单从这一角度来看，1998年已经出现了警报。但1998年的时候房地产刚刚市场化，我们还在拥抱国际化，GDP冲高峰还没开始，怎么会有人关注1.8这种问题呢?到了2004年，出生率就更低了，那会儿只有1.6-1.7，疲态已经显现，但那时候的重心也不在人口问题上。实际上是到了2007年、2008年以后才陆陆续续退出计划生育政策，鼓励单独二孩等，才刚刚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全面积极鼓励生育也就是这两三年的事情，相对于2008年，又过去了十几年。
你问我为什么这个问题早就发生了，却没有早做准备。回过头来看，那个历史时期经济要冲高，没有周全地安排人口持续增长，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看肯定有缺失，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发展的时间空间实在太紧迫，发展过程非常不从容。
今天我们画一个抛物线来看，什么时候推出人口刺激计划可能会比较有作用呢?马后炮地说，就在2004年、2005年，不能再晚了。如果那时候出台了今天这种刺激政策，总和生育率的快速下滑有可能真是能被很好地制止的，抛物线就不会快速往下落，甚至可能能会平滑、慢慢地往下降。但我们错过了那个时间点，错过了十几年之后，再做这件事就不容易了。
这里面很多因素，包括育龄妇女年龄的变化，育龄妇女数量的变化，还有适婚女性意识和生活观念的变化，以及十几年后，城市生活成本的变化。这些都不可同日而语。换句话说，如果马后炮回到2004年、2005年，很多因素都好解决得多。
05，进入老龄化是世界普遍现象，应考虑对婚育人口进行直接货币补贴
李翔：我们的情况也不是孤例，它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经济发展，人均GDP的提升、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等等因素，本身就会带来人口生育率的下降。
毛大庆：中国绝对不是个案，是在走很多国家早已走过的过程。日本、韩国、欧洲的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但进入老龄化的一些因素是不同的。比如进入的老龄化阶段时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等这些数据，是要比较的。
此外，我们的老龄化人口基数是几亿，全世界这些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基本数量级都才几千万。可以以亿为计算单位的老龄化国家只有日本。但日本和我们不太具有可比性，因为它在进入老龄化时代的时候有两点和我们不一样。一是他们的人均GDP已经过了3万美元，已经很高了，二是社会财富的储备结构比我们要均衡得多。它的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不如我们突出。日本在九十年代面临老龄化问题，当年它的“先进制造业”对GDP贡献占比远远大过我们现在。当时日本房地产也遭受了很大的重创，但是它的制造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稳定经济的作用。
李翔：有没有哪个国家是曾经比较好地解决过人口结构变化的这个问题，包括老龄化和生育率低的问题?
毛大庆：目前没有，几乎可以看到进入这个时间段再拿出政策都非常无力。补充性作用的是有的，但反转性作用几乎没有看到过。
李翔：从您的角度来说改善人口生育率的因素是什么?有什么规律?
毛大庆：减负。社会成本的减负，家庭成本的减负。这里面包括已经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比如儿童教育、看护的这些成本，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使得很多人对于生孩子对家庭生活质量的影响非常焦虑。这是物理性的问题。
还有一些技术性问题。我以前写过文章，要彻底地还生育权利给女性，包括各种各样的辅助生育的办法，国家都应该给予立法支持。包括我们现在还认为是禁区的辅助生育，都应该向女性开放，让她们敢于生、愿意生，生起来没有负担和压力，这些可能也需要做一些大胆的改革。比如在法治框架下全面放开代孕，让女性生孩子没有那么多顾虑，释放她们的时间，让她们还能保持体态，美美的等等，可能会激发一些人抚育后代的意愿。
当然，还有生了孩子以后的抚养问题，比如老人帮助带孩子，给予老人一些经济上的补助……这些手段得多管齐下。但是这么庞大的人口，要把这个牛头拉回来，我觉得真的很艰难。采用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刺激经济时，应当考虑对婚育人口的直接货币补贴。
06，教育行业被冲击，适老科技空间巨大
李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会对很多行业造成冲击，包括哪些行业?
毛大庆：首先教育行业受到的冲击就很大，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地区开始关闭幼儿园，关闭一些基础教育机构，这个问题显然会到来的，可能再过几年一些大学招生都会碰到问题，这个我相信也很自然。当然劳动力不足，制造业等等需要劳动密集型人口的行业也会出现用工难的困局，这个影响面还是挺大的。
李翔：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未来大学的招生都会成问题的话，今天的教育还需要这么卷吗?
毛大庆：我觉得教育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我们教育学科的改革和整个教育体系的配置要时不我待地进行改良。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人口变化会带来一系列行业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如果我们不改良教育体系，四年后，这4000万的学生，投放到市场，他的专业跟社会需求就会发生很大的错配，导致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或者行业不对口，但凡错过几年就会再多错过几千万的学生。所以，一方面教育在卷，一方面教育出来的学生又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这是今天非常大的问题。
李翔：我们卷的方向和社会经济的实际需求不太一致，就出现这种错配的问题。
毛大庆：对，是这个问题。
李翔：刚才您也讲，人口变化除了带来挑战之外也会带来一些机遇，哪些行业是存在机会的?
毛大庆：当出现一个庞大的老龄化场景时，其实有很多行业已经在研究适应老龄化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了。比如智能化的社会生产制造场景。在医疗领域，最近用人工智能解决医疗问题的课题和创业项目也越来越丰富，生成式AI可以大幅度解决互联网“老年数字难民”的困难等，这些都是自然而然会出现的。
另一方面是智能看护智能护理，特别是适老化、智能化的设施。包括现在连一些殡葬行业都开始跟数字人研发团队进行结合。还有互联网处理各种各样的遗嘱解决方案问题，数字处理各种人的遗产问题。那天我见到一个创始人，做了很多年的数字人，他们最近就在跟安宁疗护和殡葬产业合作。有些场景很有意思。相信在纯老龄化产业的维度上，会出现很多的新得科技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次在CES展上就出现了一批适老化的生成式AI产品和XR产品。我们在疫情时说出现了很多互联网难民，一些老人不太熟悉用智能化手机，尤其是用软件APP解决问题。这次生成式AI就大幅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想这些需求会给很多创新者们提供大的市场和大的空间去研究创新。所以我说，中国为世界贡献了最大的一个老龄化落地应用场景实验室。
